時間：
2015-08-30
來源：
福建永誠農牧集團
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畜牧業生產結構的調整步伐明顯加快，養豬生產與國際市場的聯系日益密切，實施“產業化經營”、“安全無公害生產”和“品牌戰略”已成為發展“質量、效益”型養豬的必由之路。
一、豬種是養豬生產的物質基礎。
在影響養豬生產效益的諸多因素中，豬種性能起主導作用，只有性能優良的豬種，才能在同樣飼養條件下，獲得最大的產出和效益。我國有瘦肉型種豬場超過200個，每年還從國外引進相當數量的種豬，種豬群體規模當屬世界最大。但由于豬育種工作總體上不到位，繁育體系不完善，導致種豬性能退化明顯，良種基因資源沒有充分利用，嚴重制約我國生豬生產水平和效益，和世界養豬第一大國的位置極不相稱。
目前，全國大部分區域出欄豬中雜優豬比例僅約占50%。商品豬出欄率在130%左右，而發達國家則在160%以上。平均每頭存欄豬提供豬肉重量，歐盟和美國都在144公斤，日本為130公斤，韓國為140公斤，而我國是99公斤，僅比東歐87公斤和俄國92公斤略多。我國出欄豬平均瘦肉率只有50%多，而養豬先進的國家一般都在60%以上。國際市場上，我國生豬存欄和豬肉產量皆占世界總量的50%，但豬肉出口數量只占世界豬肉出口總量的3%，出口豬肉價格比美國出口豬肉低30%左右。因此，為了實現我國養豬業的健康、持續、穩定發展，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必須切實推進我國豬育種工作，提高豬種質量。
二、我國豬育種中存在的關鍵問題
我國豬育種中存在的關鍵問題是缺乏有效的育種組織。在養豬發達國家，豬育種組織主要包括育種者協會及育種企業。育種者協會由個體育種場聯合成立、得到政府的認證。協會設立管理委員會，負責育種目標的修訂、種豬的登錄、提供技術咨詢、及組織種豬的銷售工作。育種者協會為非商業性組織，其經費來源主要靠會員資助和會費。當政府需要通過育種者協會實施某些項目時，也提供一部分財政資助。育種者協會定期組織種豬拍賣，在拍賣會上要對公豬按育種法規進行國家鑒定和發證工作。在育種群和生產群中只允許使用經國家鑒定并發證的公豬。除了組織拍賣會，育種者協會還組織舍內銷售。在育種企業出現以前，豬育種工作是由政府組織通過育種者協會來進行的。
育種企業是在本世紀三十年代隨著豬雜交繁育體系的推廣而產生的商業性育種組織，是由一個大型種豬場與一些合同協議豬場組成共同實施一項雜交繁育方案的聯合體。育種企業主要包括育種部門、獸醫防疫部門、銷售與咨詢部門、經營管理部門組成。其中育種部門負責進行基礎育種群的育種工作，發展新的品系，篩選新的雜交組合。由于育種企業一般存在著一個從基礎群到種豬擴繁再到商品場的垂直一體化結構，因此各層次之間可以根據銷售計劃相互簽定購銷合同，這樣前一層次就有義務為后一層次按量、按質、按時提供種豬，實現定產定銷。目前，國內有影響的提供配套系的育種企業主要有PIC、斯格等跨國企業在國內的合資企業，其原種場都在國外，國內部分只承擔擴繁的任務。當然，這也可以促進養豬的發展。我國集約化養雞生產近20年的快速發展，在品種上主要是依靠國外育種企業的產品在中國的大量擴繁推廣。
明顯的，我國的多數種豬選育場目前處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尷尬局面。全國有瘦肉型種豬場200余個，但存欄種豬500頭以上的種豬場不到三分之一，且多數選育場為了提高種豬銷售量，都飼養多個品種的種豬，因此單位種豬場單個品種的育種群規模都比較小。多年來，在傳統的閉鎖核心群育種思想指導下，每個豬場各自為陣，相互之間極少交流，導致我國豬育種總體上呈現沒有組織、育種場之間互相獨立、相互競爭的局面。多數種豬場即沒有能力發展成為典型意義上的提供配套系的育種企業，又感覺自己可以獨當一面開展種豬選育工作而不愿聯合，深怕聯合以后產品優勢受到威脅。由于各種制約因素，雖然我國在1993年以來相繼成立了長白 豬、大白豬、杜洛克豬育種協作組，但都局限在技術講座和交流；各地興建的種豬測定站也沒有切實發揮應有的作用。
在育種方法上，由于缺乏足夠的投入同時還要照顧種豬銷售，多數種豬場還處于根據體型外貌或者體型外貌加表型選擇的階段，同時，為了減緩發生小規模豬群的近交衰退，多采用保留血統的家系內選擇方法，育種效率普遍低下，優良基因不斷流失，豬群遺傳水平逐年下降，為了保持銷售量，不得不淘汰豬群，重新引進大量種豬，陷入引種—擴繁—退化—引種的局面。整體上，我國的種豬場實質地成為國外種豬場的不同級別的擴繁基地。大規�；钬i引種過程一旦引入新的病原，導致傳染性疫病的發生，嚴重影響種豬場的正常生產與經營，根本談不上育種工作。
可以預期，我國的種豬產業將呈現以下5種發展模式：1、國外育種企業以合資或獨資方式，在我國建立擴繁基地，推廣其配套系，發展成類似肉雞、蛋雞的配套系生產模式，如PIC、斯格、達蘭配套系等；2、更多國外育種協會在中國設立辦事處，推銷其成員單位的純種種豬，如丹麥育種協會，也可能在中國合資建立種豬擴繁基地；3、國內現有的少數大規模、實力雄厚的畜牧企業聯合其他種豬場、商品豬場或養豬專業戶發展為育種—養殖聯合體，走“產—加—銷”一體的產業化、集團化經營模式；4、種豬場改變閉鎖核心群選育的理念，采用“閉鎖—開放”相結合的選育方法，經常引進種豬，提高豬群性能，減緩近交壓力，即采用“交流但不聯合”的育種模式；5、種豬場通過成立區域性的育種協會，走純種豬聯合育種的模式。前3種模式屬于育種企業模式，其育種方法屬于企業的技術機密，不可能對外公布，其成功與否直接由最終產品的市場占有率來檢驗。目前我國社會化的豬育種組織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促進第4種模式和第5種模式的發展和完善，即將我國大量的中小型種豬場組織起來，開展聯合育種工作，提高育種效率，改變整體上成為國外種豬場之擴繁基地的局面。
三、豬的聯合育種
聯合育種，也叫分散核心群育種，是將多個中小型種豬選育場的遺傳資源合并到一起，形成龐大的核心群，進行統一遺傳評定，選出最優秀的種公豬，供參與聯合育種的各個豬場共同使用。從技術角度來講上，聯合育種在以下幾個方面提高豬育種水平。
1.提高了育種群群體規模。增加母豬規模，有利于提高公母豬選擇強度，從而增加加大育種產出，同時單位母豬育種成本下降，這些促進育種效益的改善；原來群體規模較小的情況下，擴大群體規模的效果更加明顯，就是說，群體規模越小，聯合育種的遺傳進展相對于非聯合育種就越高；在母豬系中擴大群體規模造成育種效果的改善程度較公豬系中更加明顯。
2.減少種公豬數量。育種群種公豬頭數越少，公豬選擇強度越大，育種進展也越高，但同時促進了群體近交速度，因而最佳的公豬頭數為8頭�，F有中小型種豬選育場，公母比例僅為10：1，每個育種群普遍保留8個以上種公豬，但采用聯合育種后，公豬可以充分發揮其繁殖潛力，公母比例高達500：1以上，所以整個聯合育種群種公豬頭數控制在8頭左右，即保持很高的選擇強度，又有效減緩近交衰退。
3.提高選種的可靠性。因為各場之間具有遺傳聯系，可利用BLUP方法提高遺傳評定的準確度而改善育種效率，特別是遺傳力為10%左右的繁殖性狀，應用BLUP方法可使育種效率提高30%以上。
縮短育種群世代間隔。核心群種公豬使用年限可得到有效控制，當后備公豬估計育種值超過種公豬時，現有核心群種公豬就可以轉移到繁殖群或者商品群使用，這樣可以有效縮短育種群世代間隔，改善育種效率。
4.為了實現豬的聯合育種，成員單位首先需要以某種方式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制定共同的育種目標，采用一致的測定、記錄方法及統一的遺傳評定方案，其次，通過人工授精站在各種豬場之間要建立長期、穩定的遺傳聯系。因此聯合育種既是育種技術的變革，也是種豬企業經營形式的變革。
四、人工授精與聯合育種
豬人工授精是用人工方法采集公豬精液，經過檢驗和處理，將合格的精液輸送到發情母豬體內使其受胎。人工授精在動物育種中的應用已有70多年的歷史，迄今為止仍是家畜育種中最重要的生物技術，例如，奶牛育種中人工授精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我國豬人工授精從五十年代開始試驗，到六十年代以后轉入應用，并在不少省份推廣普及，因此在我國養豬業有廣泛的基礎。目前人工授精的使用呈現出良好的發展趨勢，各地都出現了的豬人工授精服務中心，為養豬場提供優良種公豬精液及技術服務，例如，北京“浩邦”豬人工授精技術服務中心，結合政府、企業、高校及研究所的優勢，為種豬場和商品豬場提供高性能的公豬精液同時幫助豬場提高飼養效果，成立僅1年多，就得到養豬行業的廣泛認可，精液產品供不應求。
人工授精對豬育種的重要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通過保存優良種公畜或瀕危物種公畜的精液，使公畜的使用不受其生理年限的限制，實現遺傳資源的保存；可使種公豬跨群或跨地區使用更為方便、經濟、安全，便于引入外源群體的基因；對公豬需求量的減少可增加公豬的選擇強度；可以獲得大量優良公畜的后代，從而加快遺傳進展的擴散速度；通過控制公畜的使用建立一個均衡的群體結構，提高遺傳參數及育種值估計效率。和本交相比，50%、100% 人工授精分別使10年選擇的累積遺傳進展提高14%及17%。 因此，人工授精在技術上可以解決我國種豬場數量多、規模小的問題，實現豬的聯合育種，也是當前我國養豬業提高豬育種效率、完善良種繁育體系的經濟、有效手段。
當前，由于各豬場種豬測定方法及遺傳評估方法都不盡統一，相互之間的遺傳交流記錄也十分缺乏，得出的遺傳評定結果可比性、客觀性、可靠性、權威性都不足。為了開展聯合育種，各選育場在理順利益分配關系后，可按一定比例將小公豬送入公共測定站，在一個共同的環境下，開展生長肥育、胴體品質及體型外貌的測定。